中国的男人和女人_易中天【完结】(78)

2019-03-10  作者|标签:易中天

  这下子可就轮到huáng允被别人大讲闲话了,而且被讲的内容,显然还不止于离婚一件。

  离婚者的闲话多,再婚者的闲话也不少。

  一般地说,中国社会并不反对再婚。鳏夫的续弦一直受到鼓励,寡妇的再醮也只在一段时间内被视为“失节”,但这并不意味着再婚是多么光荣和体面的事。事实上,不少的再婚仍是难免要招来物议的。比如说,童男娶寡妇,处女嫁鳏夫,就很没有面子。因为前者是“捡别人剩下的货”,“吃别人啃过的馍”,如果不是神经病,那么便多半是没本事的;后者则是嫁了个“二婚头”,是去做“填房”,那便多半是“嫁不出去”,不得已而出此下策。所以,这一类的婚姻,当事人的心理障碍往往都很大,要有很大的决心才行。

  另一类极易招惹闲话的再婚,是当事人双方都有子女者。有子女的再婚,原本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,因为其中牵涉到如何与对方前夫或前妻子女相处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。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,而在于中国传统的观念,是把生儿育女看作为婚姻的目的。既然结婚的目的,本在生儿育女,那么,现在你们已有子女了,还再结什么婚?好好领着你们的子女过日子,把他们抚养成人,不就行了?

  显然,已经完成了生育任务却还要婚嫁,只能有一个解释,而这个可能有的解释在许多人看来,又是很“可耻”的事。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,性只有以生育为目的才合法,才道德,非生育的性事则应视为“yín欲”,这就难免让人说闲话。如果双方当事人年龄较大,便闲话很多:“一大把年纪了,居然还不安分!”如果是老夫娶了少妻,则闲话也不少:老的固然是“老不正经”(否则娶那么年轻的女人gān什么),女的自然也未必是什么“好东西”。因为“自古嫦娥爱少年”,哪有年轻貌美的女子甘愿嫁给老头子的?如果不是“早已失身”,无法嫁给童男,便是“另有图谋”,八成是在打那老家伙遗产的主意。而且,说不定还早已暗中养了个“小白脸”,让那老头傻呵呵地戴绿帽子。显然,这样的闲话,不但当事人受不了,便是他们的子女,也会感到压力,并因此而极力反对他们父母的再婚。中国老年人再婚的困难,一多半原因往往在此。

  《中国的男人和女人》(易中天)——闲话之(五)“窃不如说”

  看来,不但荤话和风话是性的闲话,且是关于婚姻的闲话,实际上也有不少是围绕着性这个话题的。似乎可以这么说,闲话,也是一种性宣泄的方式。或者说,也是中国人处理男女关系问题的一种方式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我们才把“闲话”,也列入本书讨论的范围之中。

  那么,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闲话,尤其是爱说关于男女关系的闲话呢?

  在我看来,这里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。

  首先,如前所述,性不仅是一种“让人去做的事情”,而且也是一种“让人来说的东西”。外国人说,中国人也说;做的人说,不做的人也说;做过的人说,没做过的人也说;想做又做不成的人说,想做又做得成的人也说;甚至刚刚做过而且已然得到了满足的人,也会说,而且可能比做不成的人说得还多,还厉害。这就不能把“说”归结为性压抑的宣泄,而只能归结为“性原本就是一种必须转换为话语的东西”。

  事实上,性一直就是一个“做”与“说”的jiāo替过程;做了说,说了做;越说越想做,越做越想说。所以,世界各民族,差不多都既有性行为(做),也有性艺术、性文学、性科学和性教育(说)。如果说性科学和性教育主要是为了“做”,那么,性文学和性艺术,则应该说主要是为了“说”。许多性文学和性艺术作品,根本就没有科学研究和道德教育的内容,或者只是把它们作为幌子,真正的目的,其实还是为了“说”。似乎只有把它说出来,心里才不会“憋得慌”。至于说出来以后社会效益如何,则全看说的人自身修养了。修养高的,也许会产生高雅的艺术作品;修养差的,便只不过是“下流话”。但雅也好,俗也好,在“必须说”这一点上,并无二致。

  然而,性这个话题在中国,又恰恰是不可说的。“中媾之言,不可逆也,言之羞也。”性毕竟是一件必须隐秘的事,岂能堂而皇之地公开讨论?更何况,“万恶yín为首,”如果不是为了生儿育女、传宗接代,“迫不得已”,原本是连性本身,也最好予以禁止和消灭的,又岂容大说特说?说,决不仅仅只是“说说而已”。“言为心声”,想说就想做。倘若不想,说它做什么呢?所以,有秽言,则必有yín心。可见,即便为了杜绝yín心,也必须禁止谈性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性又不可说。

  其次,性不仅不可说,而且也不可随便做。前已说过,只有夫妻关系,才是“正当”的男女关系。但即便是夫妻,过多的性关系也是“yín”。yín这个词,本义就是“过分”和“失度”。过分和失度当然是不好的。补药补品吃多了尚且会生病,况乎性事?自然以节制为好。但可惜,这个“度”,又几乎从来没有一个科学的量化标准。因为要制定科学的量化标准,首先就得进行实验和研究,也就是要做要说。不能做和说,则科学标准也无由制定。结果,一来二去,过分不过分,便都成了“yín”。

  于是,性不仅不可说,而且也几乎不可做。不可做又不能不做,便难免“乱做”;不可说又不可不说,则难免“乱说”。前者是造成了通jian、乱伦、嫖jì、性错乱和性犯罪,后者是产生了huáng色yín秽读物和低级下流荤话。这两件事,都是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。相比较而言,一般性地说闲话,倒不失为一种可以容忍的宣泄方式。因为闲话之不同于别的什么话,正在于一个“闲”字。闲这个字,有“空闲”义,也有“空白”义。比如“闲职”其实就是没有职务,“闲差”就是没有差事,则“闲话”也就等于没说,是“白说”。等于没说,就没有不良后果(其实是有,姑不论);但实际上是说了,就可以达到宣泄目的。“白说”无妨,自然“不说白不说”,所以大家都爱说闲话。

  事实上,闲话也很难被禁止。其原因,就在于它原本不过是“闲”话。闲这个字,又有“非正式”之意。中国人说话办事,历来讲究规格、格式。这些规格和格式,包括官民、朝野、内外之别等,无非是“正式”和“非正式”。正式的话是“官话”,非正式的话则是“闲话”。闲话既然非正式,自然也无妨“出格”。男女关系这事既然本身便未免出格,难登大雅之堂,成不了官话,也就只能变成闲话。

  闲话既然不是官话,自然也就不存在禁不禁的问题。更何况,男女关系是一个现实问题,原本就回避不了。所谓禁言,也无非只是打入地下。打入地下不等于消灭,避而不谈不等于消亡,正所谓“纸里包不住火”。既然纸包不住火,那就不如用这张纸,去做一只灯笼。既多少能看见一点火,又看不真切,还不会烧着手,岂不十分合适?中国的性闲话,有时便有点像灯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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