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中天中华史03:奠基者_易中天【完结】(22)

2019-03-10  作者|标签:易中天

  忧是出发点,乐是终点站,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。

 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,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:一个内核(群体意识),两只翅膀(忧患、乐观),三大jīng神(人本、现实、艺术),四种制度(井田、封建、宗法、礼乐),堪称体大思jīng、尽善尽美。

  实际上,从“君权天授”,到“以人为本”,到“以德治国”;到“以礼维持秩序,以乐保证和谐”,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、自洽、互补、稳定的系统,涵盖了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诸多方面。中华文明超级稳定毫不奇怪,展翅盘旋就更是当然。后来即便外族入侵,也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

  周人,也许真是皇天上帝的“嫡长子”。

  嫡长子是有特权的。在此后将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时光里,周的君子和淑女们青chūn年少,心智dòng开,遂演绎出无法复制的倜傥风流。

  那才真是“中华范儿”。

  后记

  时间开始了

  1.观念

  对于人类来说,有三个问题是普遍而永恒的:是什么、为什么、怎么办。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,其实都在各自领域试图回答它们,只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回答,或愿意回答。

  比如历史学。

  在人文学科(文史哲)当中,历史学,尤其是考古学,可能最接近于自然科学。所以,学历史的,尤其是学古代史和世界史的,要比像我这样学文学的靠谱,也比一般学哲学的靠谱。没有证据的话,他们不会说。以论带史,更是史家大忌。先入为主,主观臆断,结论在前,在史学界都是违反职业道德的。

  由此造成的结果,是历史学家一般更愿意描述“是什么”,而不愿意回答“为什么”,哪怕仅仅是为了避嫌。

  这很让人尊敬,但也遗憾。

  没错,在尚未掌握大量证据,甚至在尚未接触史料之前,就先验地设定一个框架,然后按照某种所谓“范式”去进行撰述,是危险的。历史不是布料,可以随便裁剪。历史学也不能是“布店”,或“中药铺”。没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。把“药材”按照一定的顺序放进一个个小抽屉里,标明huáng芪、党参、当归、白术等,则充其量只是“数据库”,不是“历史学”。

  因此,反对“以论带史”,不能因噎废食到不要史观。事实上,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史,也一定同时是她的观念史。正是观念,或者说,价值取向,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明道路。观念的更新或坚守,则构成历史的环节。这些环节就像古埃及的“诺姆”(部落和部落国家),被尼罗河联成一串珠链。

  观念,就是尼罗河。

  从发源地到入海口,构成价值观发展演变的河chuáng,则是逻辑。

  与逻辑相一致的历史,是“真历史”。按照真实逻辑来阐述真实历史,就叫“思辨说史”。这样一种撰述,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学,骨子里也是哲学的。显然,这需要史观,需要史识,需要史胆,甚至需要直觉和灵感。

  也许,还需要天赋。

  当然,也需要启迪。

  2.启迪

  启迪来自方方面面。

  与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同,我更喜欢琢磨“为什么”。除了天性以外,也多少受好朋友邓晓芒的影响。晓芒是超一流的哲学家。20世纪80年代初,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学比较,便讨论过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。也就在那时,晓芒提出中国文化的内核是“群体意识”,西方文化的内核是“个体意识”,两种文明也各有两只翅膀,即文化心理的“互补结构”。内核的说法是邓晓芒的创新,互补结构则受到徐复观、李泽厚和高尔泰等先生的启发,思想源头更要追溯到尼采。

  这些观点,后来写进了我们合著的《huáng与蓝的jiāo响》一书,现在则成为本卷的思想基石。[1]

  不过这绝非“概念先行”。相反,这些结论本身就是研究的结果。而且,以后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,比如1995年出版的《闲话中国人》等,则一再证明它们是成立的。至少,逻辑自洽。

  在此基础上,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,又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jīng神。

  这是受到汤一介先生的影响。汤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jīng神是天人合一、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。但我认为,“礼乐合一”比“情景合一”更合适。而且,准确的说法,应该是“天人合一归于人,知行合一践于行,礼乐合一成于乐”。这样说,才能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人本jīng神、现实jīng神和艺术jīng神。[2]

  一个内核(群体意识),两只翅膀(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),三大jīng神(人本jīng神、现实jīng神、艺术jīng神),体系构建起来了。

  这是一个“文化系统”。

  系统是一定有逻辑起点的。而且,系统的建立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但其中肯定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。那么,这个时刻可能在何时,可以称之为“奠基者”的又是谁呢?

  直觉告诉我,是周人。

  3.直觉

 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华文明的“耶稣基督”或“穆罕默德”,不算创见。学界的主流意见,也大体如此。[3]问题在于,为什么不是夏,不是商,而是周?

  也许,因为周原在“两河之间”。

  这是写中华史第二卷《国家》时发现的。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,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条母亲河外,西亚、印度和华夏,都诞生在两河流域。西亚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,印度是印度河与恒河,西周文明则发源于泾水和渭水之间。以后发展为中华文明,又在长江与huáng河之间,还是“美索不达米亚”。

  两河之间的冲积平原,是农业民族的福地。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,西亚文明陨落了,印度多元多变多种族,很难说有统一的“印度文明”。只有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续至今,虽不免老态龙钟麻烦不少,却仍然具有顽qiáng的生命力。

  直觉告诉我,这里面必有文章。

  文章就在制度。

  与埃及、西亚和印度不同,周人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、最优秀也最健全的制度——井田、封建、宗法、礼乐。井田是经济制度,封建是政治制度,宗法是社会制度,礼乐是文化制度。更重要的是,这些制度环环相扣,配套互补,符合“中国国情”。因此,是稳定的。

 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。

  制度工程的背后,是观念体系。从“君权天授”,到“以人为本”,到“以德治国”,再到“以礼维持秩序,以乐保证和谐”,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和自洽的系统。周人,确实是“早熟的儿童”;周公,确实是“文化的始祖”。

  但,这样说,要有证据。

  4.证据

  就说“以德治国”。

  周人重德,有大量的文献可以证明。[4]问题是,单靠文献,不足为凭。比如按照《尚书》的说法,商王盘庚也是讲“德”的。5那么,“以德治国”是周人独有的观念,或者说,真是从西周开始的吗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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