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仨_杨绛【完结】(19)

2019-03-10  作者|标签:杨绛

  姐姐妹妹都怪我老把圆圆抱着搀着,护得孩子失去了机灵。这点我完全承认。我和圆圆走在路上,一定搀着手;上了电车,总让她坐在我身上。圆圆已三四岁了,总说没坐过电车,我以为她不懂事。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,坐下了,我说:“这不是电车吗?”她坐在我身上,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:“屁股坐。”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,那样才是坐电车。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没坐过电车。

  圆圆在苏州的一桩桩表现,都带三分呆气,都不像我而像钟书。

  圆圆这次离开苏州回到上海,就没有再见外公。我爸爸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底在苏州去世,抗日战争尚未结束。

  这时期,钟书经常来往的朋友,同辈有陈麟瑞(石华父)、陈西禾、李健吾、柯灵、傅雷、亲如兄长的徐燕谋、诗友冒效鲁等。老一辈赏识他的有徐森玉(鸿宝)、李拔可(宣龚)、郑振铎、李玄伯等,比他年轻的朋友有郑朝宗、王辛迪、宋悌芬、许国璋等。李拔可、郑振铎、傅雷、宋悌芬、王辛迪几位,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。那时候,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,也是口体的享受。

  贫与病总是相连的。钟书在这段时期,每年生一场病。圆圆上学一个月,就休学几个月,小学共六年,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。胜利之后,一九四七年冬,她右手食指骨节肿大,查出是骨结核。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。这种病,中医称“流住”或“穿骨流住”,据医书载:“发在骨节或骨空处,难痊。”大夫和我谈病情,圆圆都听懂了,回家挂着一滴小眼泪说:“我要害死你们了。”我忙安慰她说:“你挑了好时候,现在不怕生病了。你只要好好地休息补养,就会好的。”大夫固定了指头的几个骨节,叫孩子在chuáng上休息,不下chuáng,服维生素A、D,吃补养的食品。十个月后,病完全好了。大夫对我说,这是运气。孩子得了这种病,往往转到脚部,又转到头部,孩子就夭折了。圆圆病愈,胖大了一圈。我睡里梦里都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,终于落地。可是我自己也病了,天天发低烧,每月体重减一磅,查不出病因。钟书很焦虑。一九四九年我们接受清华聘约时,他说:“换换空气吧,也许换了地方,你的病就好了。”果然,我到清华一年之后,低烧就没有了。

  (九)

  一九四八年夏,钟书的爷爷百岁冥寿,分散各地的一家人,都回无锡老家聚会。这时钟书、圆圆都不生病了,我心情愉快,随上海钱家人一起回到七尺场老家。

  我结婚后只在那里住过十天上下。这次再去,那间房子堆满了烂东西,都走不进人了。我房间里原先的家具:大chuáng、镜台、书桌等,早给人全部卖掉了。我们夫妇和女儿在七尺场钱家只住了一夜,住在小叔叔新盖的楼上。

  这次家人相聚,我公公意外发现了他从未放在心上的“女孙健汝”,得意非凡。

  他偶在一间厢房里的chuáng上睡着了(他睡觉向来不分日夜)。醒来看见一个女孩子在他脚头,为他掖掖夹被,盖上脚,然后坐着看书。满地都是书。院子里一群孩子都在吵吵闹闹地玩。这女孩子却在静静地看书。我公公就问她是谁。圆圆自报了名字。她在钱家是健汝,但我们仍叫她阿圆,我不知她是怎样报名的。她那时候十一周岁,已读过《西游记》《水浒》等小说,正在爸爸的引诱、妈妈的教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。她和钟书有同样的习性,到哪里,就找书看。她找到一小柜《少年》。这种杂志她读来已嫌不够味儿,所以一本本都翻遍了,满地是书。

  我公公考问了她读的《少年》,又考考她别方面的学问,大为惊奇,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,认定她是“吾家读书种子也”!从此健汝跃居心上第一位。他曾对钟书的二弟、三弟说:他们的这个那个儿子,资质属某等某等,“吾家读书种子,惟健汝一人耳”。爹爹说话,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。这是他说话、写信、作文的一贯作风。

  自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,钟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,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,编《书林季刊》,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,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。《围城》出版后,朋友中又增添了《围城》爱好者。我们的jiāo游面扩大了,社jiāo活动也很频繁。

 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,饱经忧患,也见到世态炎凉。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,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,细细品尝。这种滋味值得品尝,因为忧患孕育智慧。钟书曾说:“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,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。”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:“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,三十犹狂没出息”;也是“夫子自道”。

  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。每次宴会归来,我们总有许多研究,种种探索,我们把所见所闻,剖析琢磨,“读通”许多人,许多事,长了不少学问。

  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,很赏识钱钟书,常邀请钟书到他家便饭——没有外客的便饭。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,钟书立即辞谢了。我问钟书:“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?”他说:“那是胡萝卜!”当时我不懂“胡萝卜”与“大棒”相连。压根儿不吃“胡萝卜”,就不受大棒驱使。

  钟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,早车去,晚上老晚回家。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,我喜出望外。他说:“今天晚宴,要和‘极峰’(蒋介石)握手,我趁早溜回来了。”

  胜利的欢欣很短暂,接下是普遍的失望,接下是谣言满天飞,人心惶惶。

  钟书的第一个拜门弟子常请老师为他买书。不论什么书,全由老师选择。其实,这是无限止地供老师肆意买书。书上都有钟书写的“借痴斋藏书”并盖有“借痴斋”图章;因为学生并不读,专供老师借阅的,不是“借痴”吗!钟书蛰居上海期间,买书是他的莫大享受。新书、旧书他买了不少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书籍流散,曾有人买到“借痴斋”的书,寄还给钟书,也许上海旧书摊上,还会发现“借痴斋藏书”。藏书中,也包括写苏联铁幕后面的书。我们的阅读面很广。所以“人心惶惶”时,我们并不惶惶然。

  郑振铎先生、吴晗同志,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,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。但我们也明白,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,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。

  我们如要逃跑,不是无路可走。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,决定他何去何从的,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。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。非但不唱,还不爱听。但我们不愿逃跑,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,撇不开自家人。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,跑出去仰人鼻息,做二等公民,我们不愿意。我们是文化人,爱祖国的文化,爱祖国的文学,爱祖国的语言。一句话,我们是倔qiáng的中国老百姓,不愿做外国人。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,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,等待解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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