季羡林谈读书治学_季羡林【完结】(17)

2019-03-10  作者|标签:季羡林

  说到思想,胡适的思想来源是相当复杂的,既有中国的传统思想,又有西方的古代一直到近代的思想,以后者为主。中国“全盘西化”的思想和他有密切的关系。年轻时候信仰世界主义、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。在这方面影响他的有中国的老子。老子主张“不争”说:“夫惟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”还有墨子的《非攻》。此外还有西方的耶稣教的《圣经》,讲什么,人家打你的右颊,你把左颊再转过去要他打。他这样的信仰都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的。胡适的行动看起来异常激进,但是他自己却说,自己是保守分子。表面上看,他是“打倒孔家店”的急先锋,他却不但尊崇孔子,连儒家大儒朱熹也尊崇。唐德刚先生甚至称他为“最后的一位理学家”。

  胡适的意见有时候也流于偏激,甚至偏颇。他关于骈文的看法,上面已经介绍过了。与此有关联的是他对于文言的看法。他说:

  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。我认为文言文在那时已不止是半死,事实已全死了;虽然文言文之中,尚有许多现时还在用的活字,文言文的文法,也是个死文字的文法。

  那么,胡适真正的主要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?一言以蔽之,曰实验主义。我现在根据胡适的自述,简略地加以介绍。实验主义是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流行于美国的有影响的大哲学派别之一。当时最主要的大师是查理·皮尔士(Chanler Pierce)、威廉·詹姆士(William James)和约翰·杜威(John Dewey)。第一人逝世于1914年,第二人逝世于1910年。胡适不可能从他们受学。只有杜威还健在,胡就成了他的学生。胡适自己说,杜威对他有“终身影响”。

  什么又叫做“实验主义”呢?必须先介绍一点欧洲哲学史,特别是古希腊的哲学,才能知道杜威一些说法的来源。这要从苏格拉底(Sokrates,470?~399BC)讲起。我现在根据唐德刚先生的注释(上引书,108~114页)极其简略地加以说明。苏格拉底对“知识”这个概念有特殊看法。人性是本善的,之所以有不善,是由于“无知”的缘故。“知”是“行”的先决条件。“知”中有善而无恶,有恶之“知”,不是真“知”,无“知”则“行”无准则。要了解什么是“知”,必须了解什么是“不知”。所有的事物和概念都有真“知”,一般人不了解真“知”而自以为“知”,所以都是糊涂一辈子。他十分qiáng调“自知之明”。他之所以拼命反对“民主”,就是因为他认为芸芸众生都是无“知”之辈,他们不能“主”,“主”者只能是有德者,“德”只是“知”的表现。有“知”自有“德”。从“无知”到“有知”,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和方法,这就是“苏格拉底法则”。苏格拉底认为,天下任何事物和概念都各有其“普遍界说”(Universal Defimtien),比如说,猫的“普遍界说”就是“捉老鼠”。世界上的事物和概念,都将由其本身的“普遍界说”而形成一个单独的“形式”(Form),这个“形式”有其特有的“次文化”(Subculture)。

  胡适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(3)

  上述这种推理法,就是所谓“苏格拉底法则”。杜威对这个法则极为赞赏,胡适亦然。他们认为,“法则”只是一种法则,是一种寻求真理、解决问题的方法,并不是替任何“主义”去证明那种毫无讨论余地的“终极真理”(Ultimate Truth)。他们实验主义者是走一步算一步的,不立什么“终极真理”。

  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——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(384~322BC),批评他的师祖和老师的推理杂乱无章,他搞了一个“三段论法”。所谓“三段”,指的是大前提、小前提和结论。这可以称为“演绎推理法”(Deduclive Method)。这方法的核心是“证明真理”,而不是“寻求真理”。后来它为中世纪的耶稣教神学所利用。这种神学已经有“终极真理”和“最后之因”,只需要证明,而不需要探求,这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一拍即合,所以就大行其道了。

  胡适经常讲他的方法是“归纳法”,就是针对这种演绎法而发的。

  既然讲到了方法,我现在就来谈一谈胡适的“实证思维术”。胡适说:

  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,都是围绕着“方法”这一观念打转的。“方法”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。从基本上说,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。

  这是“夫子自道”,由此可见他毕生重视方法,在思想方面和治学方面的方法,而这方法的来源则是杜威的影响。

  根据胡适的论述,杜威认为人类和个人思想的过程都要通过四个阶段:

  第一阶段,固定信念阶段。

  第二阶段,破坏和否定主观思想的阶段。这第二个阶段杜威称之为讨论阶段。

  第三阶段,是从苏格拉底法则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之间发展的阶段。杜威用溢美之辞赞扬苏格拉底,而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则颇有微辞。

  第四阶段,也就是后阶段,是现代的归纳实证和实验逻辑。

  杜威在另一本举世闻名的著作《思维术》中,认为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:

  第一阶段,为思想之前奏(Antecedent),是一个困惑、疑虑的阶段,导致思想者去认真思考。

  第二阶段,是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在何处。

  第三阶段,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,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,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,任凭选择。

  第四阶段,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,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。

  第五阶段,也是最后阶段。思想者要求证,他把大胆选择的假设,小心地证明出来,哪个是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。

  我想,大家一看就能够知道,胡适有名的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”,来源就在这里,是他从杜威那里学来而加以简化和明确化了的。

  根据我个人肤浅的分析,在对外方面,在对西方的反应方面,胡适这个思想的来源还不仅限于杜威,一定还有尼采的影响在,他那“重新评估一切价值”的名言,影响了整个世界。在对内方面,胡适也受到了影响,最突出的是宋代哲学家张载。张载说:

  在可疑而不疑者,不曾学;学则须疑。

  他又说:

  无征而方,取不信。启诈妄之道也。杞宋不足征吾言,则不言;周足征,则从之。故无征不信,君子不言。

  多少年来,我就认为,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”这十个字,是胡适对思想和治学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贡献。胡适自己在《口述自传》中“青年期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”这一节里说: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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