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沫若传_龚济民+方仁念【完结】(17)

2019-03-10  作者|标签:龚济民+方仁念

  “没说的,我先报,向你老兄学习,来一首诗,题目可还没想过。”何畏邀了头功后,又转身对张资平说:“你去年发表的那个短篇小说《约檀河之水》,实在写得不坏,再来一篇怎么样?”

  “行!我正在构思一篇,是写一个中日混血儿的悲惨遭遇的故事,等考试结束后动笔,暑假缴卷。”张资平到底是学地质的,一个鎯头一个印,十分gān脆。

  “对了,你以前寄给我看过的长篇《冲积期的化石》,可以作为我们社的丛书出版嘛!达夫已经脱手的《沉沦》、《南迁》、《银灰色之死》这三个短篇,不也可以结为一个集子吗?”沫若极为钦佩达夫的创作才能,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:“你再给《创造》写点什么吧?”

  “放心,我可能远不止提供一篇呢!”神气间常带点忧郁的达夫,这次为了同人刊物有了出世的希望,显得有些亢奋。他指了指桌上的一叠稿纸,接着说:“这篇《友情与胃病》马上就好了,说不定我要给《创造》写篇更象样的东西。”

  就在七嘴八舌中,决定了《创造》暂定为季刊,出版的时间愈早愈好,创刊号的稿件由各人分头在暑假期间准备起来。一个日后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新文学团体创造社,就这样在一次平平常常的几个年轻人的集会上诞生了,时为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下午。

  七月初,身负重任的郭沫若又由日本匆匆赶回上海,jīng心筹办《创造》季刊和“创造社丛书”。他哪里知道,中国共产党刚在此地诞生,代表们正在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大展宏图。他仍栖居于泰东图书局编辑所里,小小的一间厢房权当卧室兼工作室,而且是与一位姓王的编辑合住的。本来盛夏季节暑气的熏蒸已够难受,汗水从毛孔里滋滋地往外冒;更糟糕的是,那位编辑总喜欢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英文或弹奏风琴,实在叫人不得安宁。为了加紧工作,沫若常用毛巾连头带耳地裹起来,以排除gān扰,不知内情的人每每以为他头痛,他只好苦笑着默默顿首称是。案头堆积的文稿齐眉高,有的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创造社同人的作品,有的是新近由友人推荐的诗文,也有一些是自己的手稿。“他修改别人的稿子,和对待自己的创作一样,非常严肃认真”,特别是润色诗稿,“他总要一面改,一面念,一再推敲,力求字句妥帖,音节和谐”。郑伯奇推荐的王独清(1898—1940)的译稿《新月集》,由于基础太差,就曾由沫若挥汗为他大改特改,几乎重译了一遍,这才列入“创造社丛书”正式发排。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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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①郑伯奇:《忆创造社》,《文艺月报》1959年6月号。

  八月五日,沫若的诗集《女神》由泰东图书局出版,为“创造社丛书”打了头阵。接着,朱谦之的《革命哲学》和郁达夫的小说集《沉沦》,又分别作为丛书的第二、第三种,相继于九月和十月间问世。这些图书的畅销,为泰东图书局闯出了新局面,因而增添了赵南公与创造社合作的信念和劲头。可是沫若却不想在上海久住,他感到这些日子来,就好象猴子落在沙漠里一样,烦躁得要命。他心里明白,要想在上海滩靠文笔吃饭、养家,未免太天真了,还是去日本完成未竟的学业之后再谋职比较有保障。于是便向书局推举达夫以自代。达夫于八月下旬抵达上海,九月初沫若就启碇东渡了。

  在风雨的黎明重又回到福冈,复与妻孥相见,想起“风雨如晦,jī鸣不已”的诗句来,沫若觉得味更亲切。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完全丢下创造社的社务,在入九州帝国大学补考、复学的同时,他于课余仍继续为《创造》季刊和“创造社丛书”征文、改稿。十月初旬,他于繁忙中偶从九月二十九—三十日《时事新报》上,见到了以他和田寿昌、成仿吾、郁达夫、张资平、郑伯奇、穆木天等人联名发表的《纯文学季刊〈创造〉出版预告》,这是达夫执笔草就的,其中这样写着:

 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,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,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,澌灭将尽,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,主张艺术独立,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。

  沫若的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,他为集体孕育的“婴儿”有了确切的预产期而欢欣鼓舞,同时也新增了无限的责任心,便立即写信给达夫,表示:“我们旗鼓既张,当然要奋斗到底。”窗边,初升的旭日照入他的诗心,庭前,随秋风起舞的月桂和美人蕉,也好象在向他点头微笑,他“知道神会到了”:“要努力创造!”从今以后同人们都是“创造者”,他禁不住代大家唱出了一首《创造者》的歌,以生花的彩笔“高赞这最初的婴儿”,“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”。

  经过几番周折,《创造》季刊创刊号终于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出版了。那醒目的封面上画有怀胎十月的夏娃,在望着一艘桅高帆满的航船环绕地球漫游,她期待远征的孩子们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宇宙。《创造》面世的讯息如同一块石子投入chūn申江,溅起了朵朵làng花,许多年轻的心灵跟着激动起来,一封封要求入社的信带着投邮者的希望和赤诚,从四面八方飞到哈同路民厚南里(今铜仁路慈厚南里)泰东图书局编辑所新址内。这时达夫已去日本参加过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考试,正在设法进该校文学部深造。而在七月初,沫若又再度返回上海,住在民厚南里负责编辑第二期季刊。他含着泪花拆阅着读者们的来信,感受到了年轻母亲特有的一种心情,那就是亲耳听到别人对新生婴儿赞美时所产生的激动、欣喜和幸福之情。夜灯下,当他编完新的一期季刊,脑海中现出一张张热情期待的年轻人的脸庞,他好象有许多话要对这些知音们讲,便借《编辑余谈》的形式聊表心意:

  我们这个小社,并没有固定的组织,我们没有章程,没有机关,也没有划一的主义。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。我们的主义,我们的思想,并不相同,也并不必qiáng求相同。我们所同的,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,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。朋友们!你们如是赞同我们这种活动,那就请来,请来我们手儿携着手儿走罢!我们也不要甚么介绍,也不经甚么评议,朋友们的优秀的作品,便是朋友超飞过时空之限的huáng金翅儿,你们飞来,飞来同我们一块儿翱翔罢!

  诚然,起初他们确实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章程,也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言,彼此集拢来原是“本着内心的要求以图个性的发展”,绝“没有夸大他们的成果会对于祖国或人群发生怎样怎样的作用”①。直到一九二六年底,他们才正式公布了《创造社社章》和《总社第一届执行委员名录》②,人们方知总务委员为郭沫若,编辑委员为成仿吾、郁达夫,会计委员由成仿吾兼,监察委员为张资平和王独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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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①《今昔集·今天创作的道》

  ②均见1926年12月1日《洪水周年增刊》。

  当时泰东图书局的门市部设在四马路(即福州路),地段虽处“十里洋场”的闹市,生意却并不怎么兴隆。七、八月间的一个晚上,沫若陪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达夫去逛门市部,听赵南公说《创造》季刊至今只售出一千五百本,两人顿觉异常悲哀,他们长期身居海外,哪里知道这样的销路在那时节已经算不错了。憋着一肚子气,他们便去借酒浇愁,一路上连吃了三家酒店。在最后一爿酒店里,他们是坐在楼上对饮的,一轮孤月从窗口探进头来,映照着这一双难兄难弟苍白的脸,桌上酒壶林立,桌边堂倌哑然。饮罢,他们昏昏瞀瞀、凄凄寂寂地回到住所,沫若无限痛楚地说:“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!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!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!”达夫红着一对眼睛微微颔首。怎么办呢?他们决计请仿吾回来主持社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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