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沫若传_龚济民+方仁念【完结】(18)

2019-03-10  作者|标签:龚济民+方仁念

  创造社在经受着历史的考验!

  十一

  当创造社还在母腹中躁动的时候,文学研究会早已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诞生了。这个以提倡“为人生的艺术”,反对“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”而名扬遐迩的新文学团体,在其酝酿阶段曾由郑振铎(1898—1958)发函,邀请郭沫若和田寿昌一同加入发起人行列,不料此信耽误在寿昌手中,沫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。

  一九二一年五月初,文学研究会的主将沈雁冰(1896—1981)和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,特地请与沫若相识的柯一岑陪同,邀沫若在上海滩上颇为闻名的休憩游乐场所半淞园便饭。这一天风和日丽,西装笔挺的沫若更显得气宇轩昂。他们选在园中紧临池塘的餐馆入座,边饮美酒边赏翠绿的新荷。热情、直率的振铎说话最多,雁冰则有点儿矜持,总是埋首思考,不时将视线越过眼镜框的上缘,默默观察着谈话的对手。饭后,振铎又把沫若引到池边,倚着栏杆,揭开了这次晤谈的中心话题:原来他们想当面邀请沫若参加文学研究会,以便借重他的力量,把他们即将创办的又一会刊《文学旬刊》办得更有声色。沫若鉴于日前刚从仿吾口中获悉寿昌没有与该会合作的愿望,如果自己背着他单独加入,未免对不起朋友,可是同时又深深感到文学研究会的一片诚意,真叫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地步,最后只得向振铎表示愿意在会外帮忙。①初次相见,双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。分别时,沫若望着雁冰、振铎频频挥手相送的身影,心中dàng漾着温暖的情意。此后,郭沫若与郑振铎时相往还,并由振铎的介绍,认识了叶圣陶等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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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①据茅盾:《复杂而紧张的学习、生活与斗争》,《新文学史料》1979年第5辑。

  然而曾几何时,当郭沫若、成仿吾、郁达夫等人敲响“创造”的大钟后,原来友谊的情空中突然出现了yīn霾的乌云,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关系逐渐紧张了起来,这却是始料未及的。追其源,早在《创造》季刊的预告中已见端倪,沈雁冰、郑振铎等人当然明白,所谓“垄断”文坛的“偶像”就是暗指文学研究会。同时,创造社同人也隐隐约约感到《文学旬刊》在施放冷箭,诸如“肉欲描写者”、“盲目的翻译者”云云,无非是指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。于是《创造》季刊创刊号上揭载了达夫的《艺文私见》和沫若的《海外归鸿》,一个指桑骂槐地抨击所谓“假批评家”,声称只有把他们送“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”,“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”才能“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”;另一个则含沙she影地指责批评界存在“党同伐异的劣等jīng神,和卑陋的政客者不相上下”,“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心”,“简直可以说是狂妄”。雁冰和振铎见到了这样的文章,吃惊之余,便由雁冰化名“损”在《文学旬刊》上发表了《“创造”给我的印象》,“对于创造社诸君的‘创造品’”逐篇加以评析,断定它们“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”,因而“与其多批评别人,不如自己多努力”,“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在纸上,不要挂在嘴上”。当时大家都年轻气盛,爱用尖刻的字眼批评别人,自己则受不起一点委屈,以致双方高悬战旗,壁垒分明。

 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这场论战,涉及批评、创作、翻译等许多方面,前后差不多持续了三年。但他们毕竟同是向旧势力进攻的猛士,在彼此持有一些成见的同时,也还存在着团结合作的愿望。一九二二年八月初,正值《女神》出版一周年之际,郁达夫想模仿日本的做法开个纪念会,便拉郭沫若登门拜访郑振铎,邀约文学研究会的人一同参加,振铎欣然同意。纪念晚会是在一品香旅社举行的,出席的有沈雁冰、郑振铎、谢六逸和庐隐等人,雁冰还即席演讲,慷慨陈词。席间大家举杯共祝沫若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,并于末了相携合影留念。这个会议不妨也可以说,是对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早形成的两支独立队伍的一次检阅。

  被称为“异军突起”的创造社,与文学研究会的笔墨官司没打完,又与胡适等人展开了论战。郭沫若对于胡适(1891—1962)本没有什么恶感,一九二一年八、九月间,他们曾先后两度在宴会上相晤。沫若久闻胡适其名,认为他的《尝试集》是“五四”cháo流中富有文学意义的第一个集子;胡适也早对沫若瞩目,觉得他的新诗颇有才气。当他们初次握手相会时,同席友人禁不住热情称道:“有幸亲炙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!”胡适赶忙分辩:“岂敢、岂敢!要说新,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,我的要算旧了。”这不能完全说是敷衍,倒也道出了几分真谛。那么,他们又怎么会发生冲突的呢?

  事情是由郁达夫在《创造》季刊第二期上发表的《夕阳楼日记》引起的。该文指责了余家jú自英文转译的《人生之意义与价值》(德国威铿著)一书的误译,胡适看了非常恼火,随即在自己主办的《努力周报》上以《骂人》为题撰文,亲自出马为余家jú辩护,骂创造社成员“浅薄无聊而不自觉”。

  这一下可把创造社的人激怒了,立刻群起而攻之:达夫的《答胡适之先生》、沫若的《反响之反响》、仿吾的《学者的态度》,象排pào一样向胡适she去。胡适为此感到不安,觉得这场笔战很无聊,便主动出来求和。沫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,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复信给胡适,也表示了良好的心愿,并劝他重振当初提倡白话文的革新jīng神,说:

  先生如能感人以德,或则服人以理,我辈尚非豚鱼,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。目下士气沦亡,公道凋丧,我辈极思有所振作,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,以身作则,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。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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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①见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上册,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。

  是的,“五四”高cháo退后,在这“士气沦亡,公道凋丧”的年代,有志之士当然“极思有所振作”。早就感到科学救不了国,搞文学更有意义的郭沫若,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这短短的两年,竟三次彷徨无定地在huáng海上渡来渡去,为的是求实现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。他和他的伙伴们努力啊努力,创造啊创造,以心血不断浇灌着他们的园地。且看这期间沫若的劳绩吧,除为论争而写的《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》和《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》等文章之外,还创作了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:篇目最多的当然要数诗歌,记载了“自己的心泉随着‘时间的cháo流’闪动过的波迹”,其中包括诗剧《广寒宫》、《月光》和《孤竹君之二子》(后来这些诗结集为《星空》);偶尔也写小说,而且尝试借鉴西方流行的创作方法,如《残chūn》,就有意打破“注重事实的进行”的传统方式,着力表现人物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,“注重在心理的描写”。在创作的同时,沫若还穿插着翻译波斯诗人奥马尔·哈亚姆和英国诗人雪莱的诗,认为“译雪莱的诗,是要使我成为雪莱,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”,因而译别人的诗便如象自己在创作一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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